又握起我心爱的锄头把              一场源自武汉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，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响应号召，不串门、不集会、不聚餐、不出游，是对瘟神最好的抗击。      闲困在湖南乡村老家，每天除陪陪老娘聊聊天以外，还到父母的责任地里干点活，出点汗。握过钢枪的手又握起了久违的锄头把。      当中国最原始和古老的劳动工具~锄头被我高高地举起，重重地扎进大地时，一股复杂的情感在心中鼓荡。       在我人生的舞台上，锄头曾是我的第一个谋生工具。   我出生在一个集体化时代。那时，人人被编制在一个集体单位里，都须参加集体劳动。城市工人靠工资凭票证购买食品，农村靠一把锄头挣工分，以工分分口粮，维持生计。     我五岁时，开始为集体放牛，每天挣两个工分。     到读小学三年级时，放牛的活交给我妹妹，我开始扛起锄头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。       生产队规定，男性壮劳力最高工分是10分，女性最高工分是6分。刚出工的小孩一天挣两个工分。早晨0.3分，上午1·0分，下午0.7分，增加工分需要经过集体开会评议。       十个工分，折算成人民币，约0·2元，歉年少些，丰年多些。遇上灾害，农民劳动一年很难温饱。       为了挣这两个工分，父亲找我干铁匠活的姑父给打了把小锄头，用楸木做了锄头把。从此，锄头成为我的谋生工具，伴随我成长。         那时，农村粮食少，农家一般只吃两顿饭。清早，我得起床扛着锄头出工，干约两个小时的活。散工回家吃饭，背着书包跑五六里路程赶到学校。下午3点钟放学后，吃过饭又扛锄头参加劳动，直到天黑才回家。       一个生产队，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都扛锄头挣工分，有时集中在一起，远远看去，以为是小学上劳动课呢。      有些人对小孩下地干活有意见，说人长得沒锄头把高，锄头挖下去都歪了，这哪是挣工分，简直是混工分。     为了让人不说我是混工分，也为了表现积极能尽快地提升工分，我每次干活，都特別卖力，衣服被汗水浸透了，手上也磨起了血泡。     在年复一年的劳动中，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。用锄头学会了挖地、下种、栽苗、锄草等一系列农活。工分由2分增加到3·5分到6.0分。当我的工分被评议为9·5分那年，我长满老茧的双手告别了锄头把，握起了钢枪。      但是，锄头仍是我不忘本色奋发励志的鼓锤。      在部队时，一想起我们保卫的是一锄一锄挖出来的劳动成果和人民的平安生活，训练起来就特別刻苦。     读大学时，有时因目标迷茫而有所松懈时，寒暑假回家，用锄头再干点农活，立即就清醒和振作起来。       那时，上大学全免费，每月还有生活补助。一想到农民和工人用他们的劳动成果供我们读书学习，期望我们用知识把他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，给他们一个现代化的生活，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，学习起来就象加了油的马达。每回家一次握一次锄头把，我就感觉进了一次加油站。    锄头把还是我感恩父亲的道具。      我小的时候，父亲留给我最经典的造型就是肩上扛把锄头，锄头把的另一头是两只叠在一起的畚箕。父亲是出门挑着一担肥，进屋挑着一担柴，他以自己的勤劳用一杆锄头把扛起了九口之家的生活重担。     集体收工之后，我总看见父亲扛着锄头外出的背影。原来是家里粮食不够吃，父亲利用工余时间用锄头在山坳上开垦了一块地，种了红薯。     我知道父亲这一秘密后，有时，看着父亲扛锄头外出，我就扛着锄头悄悄地跟上去。    父亲发现后，知道山路很陡，也很远，怕我体力吃不消。温声地责怪说:"崽，你来做什么?"     我不辩解，只是默默地跟着走。到了地里，父子俩把汗水播洒在地上，也把心灵的默契和对父亲的敬仰深深地耕植在大地。     父亲开垦的地每年能收红薯一两千斤，给生活以很大的补充。在村民普遍饿肚子的年代，我们家那么多人沒有挨饿，得感谢父亲的辛勤付出。        收获红薯时，我也陪着父亲去。父亲要从海拔500多米的山上把红薯一担担搬下山，然后再走五六里山路运回家。      我帮父亲运红薯，父亲不让我上山，只让运山下的，用畚箕一次装几十斤。           我力气小，走得慢。有一次，天黑了，我还艰难地攀行在山路上。突然，豺狗嗷嗷地狂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正当我有点紧张之时，父亲扛着锄头跑了过来。他用锄头把挑起我的畚箕，让我拿着扁担走在前边。父亲象高山一样挡住了我身后的黑暗和恐怖。      父亲不在了，我们接过父亲的锄头，用它平整土地，对老房子进行了翻修，了却了父亲的遗愿。     现在，每有时间，我就回老家住上几天，用锄头栽花、种树，开挖果园，锄头成为美化家园的彩笔。    生活在城市服务于政府机关的我虽然远离了锄头，但每扛一次锄头把，总给我一种精神的洗礼。锄头，给我留下的不是劳累和苦涩，而是劳动的本色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以及"三农"工作的思索。     人类，不要忘了锄头。